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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天的上海马路上,常常会有甜腻的焦香味忽然蹿入鼻子,那焦香味和烤红薯味有点相似,细细分辨却又有些不同,仿佛香得更细腻更诱人一些,那是糖炒栗子的香味啊。尚未走近,已经可以想象那些栗色的小顽童们,浑身火烫,咧着小口露出黄牙,想要跟着人回家。
忍不住循着香味过去,如果是整洁的大街,那定是一家食品商店的门面口,有一台不断转动炒栗子的机器,桌上的方盘子里搁着一些刚刚起锅的糖炒栗子,就是它们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,吸引路人驻足。一会儿排起了队伍,你称一斤,我来半斤,拿到纸袋后,小心揣入包包里的是去赶地铁或公车的下班族,买了糖炒栗子回家孝敬长辈或者慰问放学后在做作业的孩子。也有逛马路的行人,买一包当场就剥着吃,那些栗子壳与栗衣不免窸窸窣窣掉落到地上,环卫女工紧紧盯着他们的动作,拎着扫帚与簸箕尾随,时刻准备清扫。
如果栗子香味是从小街拐弯处飘出来的,情况就不同了。很多年前,常常看见有人当街架一口大铁锅上演真人秀。后来城市管理严格,那炉子底下就装了4只轮子,可以随时挪地方。铁锅里装了大半锅滚烫的砂粒,栗子炒热后倒入一些糖浆,卖栗子的男人操一把长柄的铁铲哗啦哗啦翻炒。四周围着一圈人,男的叉手,女的叉腰,议论纷纷。有心急的,冷不防伸手入锅捞一只栗子尝,嘴里嘀咕熟了没有哇,火不够大啊,技术不行嘛之类的解嘲话。众人笑话他,你不就一馋痨坯嘛,吃就吃了,话真多。
街边糖炒栗子,营业额起伏很大。卖栗子的外地人不懂行情,以为深入群众为基层服务,这样卖力表演,看的人又那么多,生意怎么会差?殊不知,都是熟悉的邻居,家门口看热闹不掏钱是从众心理,与马路上不相识的人盲目跟风抢购是一样的道理。到后来,有热心阿娘看不过去,出来打圆场,好来好来,人家小青年头上出那么多汗,辛苦了,给我称一斤,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糖炒栗子,没钱买……围观群众想想也对,于是纷纷慷慨解囊。那个馋痨坯也夸张地高声帮着做广告:便宜便宜,比淮海路食品商店便宜多了,买两斤打8折可以 !卖栗子的小哥露出笑颜,顺着他点头,和气生财。
我父亲喜欢吃栗子,一到秋冬栗子季,下班回家时就会顺路带回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。栗子管饱,哥哥姐姐和我围在一起剥着吃,我人小贪吃不懂节制,到上桌吃晚饭时就什么也吃不下了,苦着脸怕被爸妈批评。记忆中,母亲那只上班的手提包也是我童年的万花筒。绍兴路出版社大食堂点心花式丰富,黄昏时分,我经常候在家里楼梯口等妈妈下班,想吃油炸后蘸过红糖水的馒头。有一天妈妈摸摸我的脑袋说:“今天糖馒头卖完了。”看我沮丧得要哭,她突然从提包里掏出一小袋糖炒栗子。四川北路上有一两家店卖糖炒栗子,估计妈妈17路下车后特地一路走回来买的,她用手帕包裹着纸袋塞在提包深处保温,所以糖炒栗子很烫。
菜场里有卖生栗子的,水煮后可当零食吃。可是栗子剥壳是个大问题,除了褐色的外壳还有内里起皱的膜,上海人叫它“衣”,栗衣贴着肉比硬壳还难剥,让人望而生畏。记得童年时在连环画中读过一个古代孝子的故事,他的先进事迹是帮着妈妈剥去栗子硬壳后,想出用开水烫的办法使栗衣松动,小手捻去栗衣,把栗子送到妈妈嘴里。
中国天津良乡栗子最有名,它个头小,栗肉紧密不容易碎,口感细腻而甜美。因最早大量出口板栗的是天津港,因此在日本“天津甜栗”就成了中国板栗的代名词。20世纪90年代,我在东京,满大街都是真空小包装去了壳的“天津甜栗”,解决了糖炒栗子的剥壳难题。产品升级是值得一再琢磨的事情,周作人曾在“羊肝饼”一文中说:“有一件东西,是本国出产的,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,又运了回来,却换了一个面貌了。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,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,尤其显著,如有名茶点的‘羊羹’便是最好的一例。”羊羹原本是中国发明的豆沙甜糕,从日本返销后以其色彩艳丽、制作精巧成为时髦妇人的配茶点心,也是人们争相送礼的佳品。
有人觉得栗子口味的羊羹更好吃,也显得高级,上海城隍庙有国产“稻香村”专卖店,栗子羊羹伴手礼销得很好。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有凯司令的栗子蛋糕,这些栗子食品都是糖炒栗子的升级版。但在我的心目中,手剥糖炒栗子仍是独特不可替代的,因为它,牵连了很多市井风情和童年记忆。希望在上海,糖炒栗子香味不散,我们不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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